瓷器外表施有釉或彩绘的物器

瓷器是由瓷石、高岭土、石英石、莫来石等烧制而成，外表施有玻璃质釉或彩绘的物器。瓷器的成形要通过在窑内经过高温（约1280℃～1400℃）烧制，瓷器表面的釉色会因为温度的不同从而发生各种化学变化，是中华文明展示的瑰宝。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是古代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创造。谢肇淛在《五杂俎》记载：“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磁州窑最多，故相延名之，如银称米提，墨称腴糜之类也。”当时出现的以“磁器”代窑器是由磁州窑产量最多所致。这是迄今发现最早使用瓷器称谓的史料。

中文名

瓷器

主要产地

景德镇，德化

瓷都

景德镇

制作材料

瓷石、高岭土

加工

彩釉、镂空等

名称来源

在中国，“瓷器”一词最早见之于许慎的《说文解字》中。“瓷”这个字在汉以前指“瓦器”，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瓷”为：“瓦器，从瓦次。”《隋书·何稠传》记载的“匠人无取清意，稠以绿瓷为之”。当时的绿瓷应该包括我们今天称呼为青瓷中的某些釉色玻璃质感很好的制品。磁县博物馆已有收藏，但当时不称“青瓷”而称“绿瓷”。

“磁器”一词早见于唐代文献记载内。当时磁、瓷的使用也分别得比较清楚。如《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邢州巨鹿郡土贡磁器；越州会稽郡土贡瓷器。”

当时磁州的一些窑场都会生产到唐代。那么磁器的最初出现很可能同越器、邢器等名称含义一样，指的是磁州所产陶磁器。当然“磁器”也可能泛指整个河北南部一带的产品。这种磁器与瓷器在外观上肯定有区别。因此《新唐书》才以不同称谓加以记载。《唐书·地理志》中记载“土贡延埴盎缶”当时磁州属于河北管辖，似可旁证“磁器”也包括盎缶类产品。在实物资料方面，磁州的临水曾经发现唐代窑址，墓葬出土过许多唐风陶瓷，其中有青瓷，又有化妆白瓷、酱褐釉瓷。这些都可以纳入“磁器”范围。

由于磁器产量巨大，不仅行销范围扩展止整个中国北方，官民具获其益，还有许多输出国外。导致文献记载中出现以“磁”代“瓷”现象，建构出内涵丰富的“磁器文化”。自宋代后“磁”“瓷”开始出现混用现象。

元时陶瓷文献广泛使用“磁器”的称谓来指胎体坚固的陶磁制品，而不大再使用“瓷”字。元学者耶律楚材在《佩文韵府》卷96《七蜀钵脱·磁钵条》中咏道：“累累山果映磁钵，薄薄浊缪半瓦壶。”《元史》记载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亦用“磁”字。（然，近年来，景德镇部分学者在文章中把《元史》中设立的“浮梁磁局”，恣意改写史料为“浮梁瓷局”。真可一哂。）在彭城出土的一件元末明初的《西江月》词文枕上，彭城磁州窑仍然保留了“礠窑”之称谓。宋、金、元、明、清时期，我国各地许多生产陶磁的地名也统统使用了磁器的“磁”字，如山东的“磁村窑”，福建的“磁灶窑”，宁夏的“磁峰窑”，“磁器”用语风靡世界。

明代随着彭城窑场在中国北方陶瓷生产中心的确立，关于磁器的记载渐趋丰富。“磁器”一词得到各种解释，有了特定与明确含义。明代学者曹仲明《格古要论》中指出：“古磁器出磁州。”指出明代之前古磁器产地在磁州。产品“佳者与定相类，但无类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高于定器”。明《彰德府志》记载为：“彭城，在滏源里。居民善陶缶罂之属，或绘以五彩。”指出磁州的陶瓷还有五彩陶瓷品种。

实际上，自元代起磁州窑陶瓷大规模发展，产品覆盖面与影响力遍及全国，导致文献记载及实际生活中大量出现以“磁”代“瓷”现象。日本学者常石英明则提出早在宋代，就出现以“磁”代“瓷”的现象。元政府曾在浮梁设立“浮梁磁局”，就连景德镇陶瓷器产品也被称之为“磁器”了。

清乾隆年间在北京崇文门一带出现了专门销售陶瓷产品的“磁器口”街道。后来在重庆、南京都有了“磁器口”街道。连文学作品，如许多文学名著中如《红楼梦》也多用“磁器”而不用“瓷器”。《清宫档案》的文献也使用“磁器”称谓。民国时期，著名文学家鲁迅等的作品和日记中，亦常常使用“磁器”一词。磁器含义扩展范围之广，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

20世纪50年代，国家有关部门强力推行文字规范化工作，正式规定以后通用“瓷器”称谓，不再提倡使用“磁器”名称。但在国外形成的结果却难以更改。如今日本与韩国至今仍使用“磁器”一词用于表述坚硬、洁白的陶瓷制品，而不使用“瓷”字。

另外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及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华人现在仍然继续使用“磁”字，如以“磁砖”泛指“瓷砖”等。这是“磁器”称谓与涵义延至至今的例证，当然也是磁州窑的光荣。不过这些都属于定义域的研究问题，还会牵涉到文字学、分类学、民俗学及商品流通学研究领域，值得继续探讨。

关于磁州窑的最早出处，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谢肇淛在《五杂俎》一书中认为：“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磁州窑最多，故相延名之，如银称米提，墨称腴糜之类也。”认为当时出现的以“磁器”代窑器是由于磁州窑产量最多所致。他在文章中第一次使用了“磁州窑”这一称谓，并阐述了磁器与磁州窑的直接关联。笔者提出，这是迄今发现最早使用“磁州窑”称谓的史料。

“磁州窑”一名出现后，当时仍未定型与统一。明清时期的学者在文献记载中，分别使用了“磁器”、“磁窑”或“磁州窑”等不同名称。清康熙《磁州志》对彭城陶瓷的描述使用了“磁器”一词。嘉庆年间《景德镇陶录》称“磁州窑”；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称“磁窑”。实际上磁器、磁窑与磁州窑含义是相同的，即指磁州地区的窑场及其产品。但从具体表述内容看，唐代的“磁器”与明代的“磁器”所表述的实体应有细微差别。近年来在观台窑址出土的一批金代细白瓷应该是《格古要论》中说到的“好者与定器相类”并“佳高于定”的“磁器”。

近代磁州窑研究中，导致统一使用“磁州窑”称谓的是由于1918年河北巨鹿北宋遗址被发现，而引起的“磁州窑热”。国内外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出土的产品与当时彭城生产的“磁器”风格相同，属于同一类型。为避免与当时通用的“磁器”称谓相混淆，而采用“磁州窑”的称谓。日本专家长谷部乐尔认为英国的霍普逊是近代研究中最早在论文中使用“磁州窑”称谓。另外，袁励准的《骨董琐记》、吴仁敬、幸安潮的《中国陶瓷史》、叶麟趾的《古今中外陶瓷汇编》等著作，在文章中均使用了“磁州窑”这一名称。从此磁州窑名称的使用频率渐趋普及。进而在国际上出现“磁州窑型”与“磁州窑系”的提法与命名。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磁州窑研究热的几度兴起，古代陶瓷遗址不断发现。磁州窑文献研究也取得进展，一些历史悬案迎刃而解。在论文与报刊文章中，磁州窑称谓使用趋向规范与统一，磁州窑名称使用频率增多。其次，磁州窑产品内涵与窑系外延逐渐丰富与充实。

近年来，在磁州窑的故乡–彭城陶瓷产区，一些宾馆、饭店开始重新使用“磁都”一词来起名字，如磁都饭店、磁都宾馆、磁都影剧院等。重新使用“磁”字，表达人们对昔日“磁器之都”的怀念、热爱之情。其中或许对古磁文化有一种难于割舍的情愫。

以笔者之见，即使在现代，“瓷器”与“磁器'两词不妨继续混用下去，可由人们自由选用，无妨各表其义下去。固有的使用无需重新改变。因为，文字的使用要一个顾及历史的延续，对原有的文献亦不必做狗尾续貂式的改变。否则，就难免逃脱阉割历史之嫌了。

无论如何，我们从“磁器”一词的诞生到其取代“瓷器”之演绎，由此可见磁州窑对人类文明和发展史的贡献。并由此看出民窑磁州窑之顽强的生命力，与曾经的喷发式的张力。

外国瓷器

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这片土地曾被东方学家普拉丝塔命名为“肥沃的新月行地带”，这一地区在古代既是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自1910年以来法国人贝奥雷就在此地进行发掘，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萨马拉遗址因出土中国陶瓷而闻名。萨马拉位于低格里斯河畔，公元836—892年，这里曾作为首都，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有唐越窑青瓷等器；裾专家分析，与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达（有译为阿尔比塔）等地也发现过9—10世纪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它地方也出土有越窑瓷器。如20世纪60年代在苏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尔瓦岛也出土唐末到宋初青瓷，据统计，该国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有46处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有9—10世纪的青瓷。

修复方法

瓷器的清洁与修复，我们知道瓷器比陶器质地致密、坚硬、光滑、不吸水，盐类很难浸入内部，但早期的商周原始瓷器由于胎质差，釉质不匀，或某些瓷器釉质内所合成分之一种或几种发生了结晶作用或沉积作用，硅土沉积到一定程度，釉会变成乳白色，或者会以一种不透明薄膜的形式掩盖了陶体上的色彩与饰纹;遇到这种情况，可用1%的氢氟酸作局部的施徐，每次涂几分钟，涂后蒸馏水冲洗掉酸痕，再用细金相砂纸细磨，尽可能恢复它的透明性，显露出釉下纹饰。釉面硬结石灰物质可用5%盐酸或硝酸清除。

瓷器的粘接剂，要选择无色透明，粘接强度高，耐老化力强，凝结速度快的，粘结合缝后，难辨茬口缝隙。粘接时要按事前设计的方案，照顾到相邻的关系，一般可先从底部开始粘，有的可从口沿开始粘，但要做到粘一块不能有丝毫的差错，一块错位，会影响全器。粘合后一定要挤压，用寸带捆绑固定。

釉面缺损补残，用树脂与石英粉调为膏状，油泥或石膏做局部模，以树脂膏填补后,砂纸打磨光洁。难度最大的是做釉色。瓷器的釉色很丰富，主要以丙稀酸快干色徐料运用喷笔,手绘相结合的工艺，各种色泽，绘纹分别对待。釉面光泽可选择“玻璃白”涂料或无色透明的双组份聚胺酯清漆、丙烯酸清漆，喷罩上后用布蹭或玛瑙碾子压光。

中国的瓷都

中国历来有三大瓷都的说法，分别是江西景德镇、福建泉州市德化县、湖南醴陵市。景德镇：景德镇自不必说，艺术陶瓷，品种繁多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以工艺瓷闻名天下，青花、釉里红、粉彩、斗彩等皆为上品，一度是中国对外国元首的赠品。

德化：宋元时期曾随着泉州刺桐港的繁荣而畅销海外，《南海一号》打捞出来的陶瓷很多产自德化。德化白瓷一直获得了国内外的崇高评价，享有“中国白”的盛誉，尤其是雕塑造型人物，更具备令人神往的艺术魅力，明代建白瓷器，称为“东方艺术的明珠”。

醴陵市：醴陵陶瓷生产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远在东汉时期，醴陵就有较大规模的作坊，专门从事陶器制作。清朝雍正七年（1729年）醴陵开始烧制粗瓷。醴陵釉下五彩瓷1915年和国酒茅台同时获得巴拿马国际金质奖章，近代醴陵瓷器作为人民大会堂装用瓷器而被称为“国瓷”

参考资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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